 社会治理是当前和今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挑战。地方政府决策咨询系统直接接触和影响社会治理政策和实践，是反映社会治理理念进展与现实问题的有效渠道。为集中了解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困惑、认识与建议，我们以举办2017年全国政策咨询系统干部研修班为契机①，组织了专题研讨会，并回收了105份专题问卷，结合赴江苏、山东、贵州等地的主题调研，总结了地方政府政策咨询系统人员关注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九大焦点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四大思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经济与社会多方面的重大转型阶段，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正从理论走向实践，多重转型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惑。 这其中首要的便是理论困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有西方主导的教科书式的理论，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理论，与我们的实践脱节，社会治理实践亟须社会治理理论方面的创新与指导，而且建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土壤也被认为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从实务界到学界普遍困惑于建设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来指导实践。以“小政府、大社会”的讨论为例，虽然不少人认为深圳等地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便是“小政府、大社会”，但鉴于这些创新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人口结构和公民素质的特殊性，该模式在其他地区特别是相对落后地区能否实行尚有疑问。一些学者则直接指出，不同地区、社会结构、历史处境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不一样的，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显得不切实际。 伴随理论困惑的是社会治理主体的无所适从。不同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有维持社会秩序和活力、再组织社会、凝聚共识、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引导预期的多重目标，这增加了具体工作的难度。比如，地方政府在发展社会组织的态度上时常存在疑虑和摇摆，标准不一，结果是走向功利化，选择性发展在政府看来有用的或者自身力所不及的。再如，执法系统在执法过程中有时对自身缺乏准确定位，社会治理中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并存，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表现到结果上，即使是我国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人员，对目前的社会治理状况也不尽满意。仅有40%的受访者对社会治理整体情况明确表示满意，包含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在内的各方面满意度无一超过50%，新时代社会治理有待全面加强（图1）。其中，就业、依法治国、政府效率方面表现稍好，满意度分别为46%、37%和37%，集中反映社会秩序及活力的社会道德、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的满意度分别为29%、21%和19%，教育、养老、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等基本民生事项的满意度均低于20%。 政府是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有84%的地方政府决策咨询人员将政府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另外分别有71%、70%的人选择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图2）。而对于怎样建设一个符合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府，过半的受访者认为要“分清政府职能，理清职责”以及“精简机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围绕政府治理的两个核心问题被反复提及。问题一是“如何有效整合条线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体制上，社会治理归口综治系统领导，属于党委口，但在党政部门中，社会治理方面的职能交叉很多，力量缺乏整合削弱社会治理的力度和成效。以执法为例，城管之外还有许多部门，多头执法难以形成有效治理。在一些新兴治理领域集中体现了多头管理的技术要求与综合治理的目标要求间的矛盾，进而形成社会治理的重要“灰色地带”。以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例，有关监管工作涉及公安、工信、城管、环保、住建、工商、质监等部门，一些地方选择了禁止性措施，更多地方索性放弃管理，类似“灰色地带”急待规范。问题二是“如何调动地方重视和探索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仅从地方政府决策系统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来看，目前地方政府决策系统以研究和探讨经济为主，对社会治理领域较为陌生，专门研究和深入探讨缺乏，社会治理成为政府决策研究的重要短板。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许多发展研究中心或政策研究室反映尚未专门设置社会领域的处室，民生领域原本涉及面宽，研究处室和人员少必然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中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仍是重要短板。在被问及“您所在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时，选择最多的两项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意识或能力不足”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治理不充分”，占比分别为55%和50%，其次才是政府发挥职能与重视程度方面的问题（图3）。调查显示，只有19%的地方政府决策咨询人员对我国社会参与情况明确表示满意。在“当前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上，有最高比例的受访者（70%）认为应“培育公民意识”。 在社会协同方面，地方决策咨询人员反映，政府花了大力气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数量增多，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少。因而，如何有效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依然是重要任务。以养老为例，一些政府决策系统人员指出，政府现在主要通过购买服务等投钱的方式在引导，但在街道和社区层面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依然非常有限。具体分析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瓶颈，地方决策咨询人员认为最主要的不在于政府持警惕控制态度，也不在于政府不重视，而在于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组织基础不牢固，占比分别为51%和48%（图4）。由此可见，建立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基本制度和组织架构的重要性。 社会治理要靠党委和政府，也要靠社区和公众。北京“朝阳群众”、中山“全民健身”等案例从正面表明，社会治理的经验出自基层，基础是群众。毕节等地有关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则从反面反映出家庭监护责任的不可或缺。为维护适龄少年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益和社会的长久稳定，云南省一些地方政府将辍学学生家长告上法庭，依法重申家庭的义务。正反两方面推动社会参与的典型案例值得认真总结，以形成公众参与的制度和社会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