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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空前社会变革，一方面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鲜明特征，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日益增多。例如，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未富先老问题、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风险分配的双重压力问题等许多古典现代性问题和当代现代性问题，集中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同时加以应对；而在发达国家，这两种问题是先后出现的，因而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从容处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社会体制和政策不完善、社会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愈益明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也日益成为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得更为顺利和健康。 解决突出问题的需要 历史经验表明，仅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实现社会和谐。一些拉美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中期“失去的十年”的教训，佐证了这一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种种不平衡因素、不协调现象。例如，就业压力沉重；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尤为脆弱；很多地方教育水平不高，医疗卫生体制落后，上学难、上学贵和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依然存在；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等等。如果我们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不仅会加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而且经济发展最终也将难以为继。 我们追求的发展，应该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就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必将指导我们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不断取得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成就。应当强调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伟大事业，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衡因素、不协调现象，我们既要有常态感，有一种从事这样的伟大事业不可能不遇到矛盾和困惑的平和心态；又要有紧迫感，抓紧研究解决如何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范围。 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把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重点，也是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一个强大动力。要真正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逐步理顺政府、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正是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部署。这是因为，各级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处于经济社会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中承担着主要责任。反过来说，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又会推动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为了推动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决定》明确提出，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大。必须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社会各种困难群体倾斜，保障这些群众的基本公共需求。这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由于长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往往更多地是从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待施政问题，存在着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能够强化政府提供服务和履行责任的意识，推动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偏重行政控制向科学化的公共治理转变。 当然，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以企业组织为主体的市场组织应有社会责任感，取之社会、回报社会；以公益性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应在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培育社会共识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